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言华侨对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贡献。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以及康有为弟子，在联合教育华侨、成立跨国保皇组织、策应国内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其流亡海外14年间，抱持精卫填海之精神，除以日本为根据地办刊办学办书局，教育新民、为国家培养人才外，还远赴檀香山和澳洲、美洲宣传维新思想，开拓保皇事业，为国内勤王起义募集捐款，跟当地华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也为他回国后策划护国运动并以华侨之力维护辛亥革命果实打下了基础。依托相关文献，回瞻考述梁氏海外流亡经历，试图重新认识其在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大变局中的作为。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言华侨对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贡献。孙中山早在1894年便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但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前，由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巨大影响，以及康梁流亡海外以来大量保皇跨国组织的建立，使得维新派在华侨中的势力大大超过革命派。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在日本人帮助下东渡日本，开启了14年海外流亡生涯；而其师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辗转来到日本，不久又往英国、加拿大，并在加创办第一个海外保皇会，流亡生涯更长达16年。作为康有为最有才的弟子，梁启超在联合华商办刊办学办书局、发动成立跨国保皇组织、筹款策应国内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值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本文依托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等基础文献，结合张朋园、钟珍维、桑兵、赵春晨、郭世佑、麦礼谦、蔡少卿、陈忠平等学者研究成果，回瞻考述梁启超流亡居日和赴檀香山（1899—1900）、澳洲（1900—1901）、北美洲（1903）期间的经历，试图重新认识其在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变局中的作为。
在日期间，梁启超的主要成就一是创办维新刊物，二是创办东京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三是创办并经营广智书局出版新书。三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开民智、申民权，为国家培育新民，而这三者都是在日本侨商和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实现的。
梁启超在日创办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等，以前两者影响最大。《清议报》创办于1898年11月，其创办经费，据冯自由《任公先生事略》，说是由旅日华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募集。而近来的研究表明，梁启超带去的也有200金。其特色“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在1903年之前，任公“是绝对的民族主义者”。他在《清议报》发表了《戊戌政变记》《瓜分危言》《论刚毅筹款事》《自由书》等一系列激烈抨击清廷“后党”、倡言“排满”“革命”“破坏”的文章。值得一提的还有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等12名康门弟子，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盟。“江之岛”成员，同在日本的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走得较近，甚至一度商议过将康有为排除在外的两党联合反满计划。康有为得知后，去信严厉谴责。但梁的激进思想和联孙主张并未真正改变。作者觉得，“排满”“革命”思想经常在他的血液里涌动，除了上述原因，还跟小时候祖父带他去新会崖门祭祖经常讲述南宋灭亡史，讲述陈白沙倡建慈元祠有关，“扶汉”的基因，从小便已深种。而“排满”思想最后转变为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则是在海外学习和理性思考的结果。
1900年庚子勤王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奔赴澳洲开拓保皇组织，期间写下了两万余字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发表在《清议报》上。该文运用西方政治学说和天赋人权等理论，对中国积弱之源作考察，确证中国之病根在于封建专制统治。但章太炎指出“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即这一段时期的梁启超，虽悲痛于封建专制对革命志士的血腥，却仍寄希望于海内外力量帮助光绪复位，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继续维新变法事业。
1901年11月，《清议报》因火灾，以满一百册宣告停刊。梁启超接着于1902年2月创办了《新民丛报》，维持达5年多，1907年7月停刊。
通过大量阅读吸收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法律等学说，以及受广东同乡、著名外交家黄遵宪的引导， 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2号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指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辕北辙也。”该文的发表，是康、梁思想分途的一个标志。梁启超从此高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兼辩证考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之于中国作用的大旗。他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借流放的玛志尼，表达自己怀念祖国、拯救祖国的心意；《新民说》《释革》等文章，大倡解放民智、呼吁变革。这些风靡一时的文章，奠定了任公近代中国舆论界骄子和杰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地位。
但1903年访美归来后，梁启超的思想从倡言共和、排满、革命，转变为反对暴力、继续主张君主立宪和开启民智。《新大陆游记》的发表，能够正常的看到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其立场在1906年—1907年与革命派的论战文章中也有集中表述，如《开明专制论》。
办刊之外，梁启超还在日本华商、政客和海外华人的支持下，开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等华人学校。
1899年9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华侨曾卓轩、郑席儒等资助下，创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自任校长。他在8月25日给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的信中写道：“近者与滨中同志计画，思设一高等学校于东京，今得寄附金八千，大略规模，可望有成。然启超此次之计画，其目的专在招集内地之青年志士（以湖南两广为主，他省副之），使之就学……滨中诸人，拟募寄附金六万，然后此校之基础乃巩固，求诸于南洋、米洲居留之人，此企似尚非难。”信中点明这批学生“多属寒士，非惟不能自备学费，其岁出经常费，视通常之学校，殆数倍焉”，希望得到大隈的帮助。而“求诸于南洋、米洲”，指向海外华侨筹集办学经费。从他1889年写给南洋邱菽园的信和1900年访澳及1903年访美活动看，都有为大同学校“化缘”的举动。神户的同文学校，则由旅日华侨麦少彭出资兴办，梁启超并在中华会馆作演说。另外，横滨的“大同学校”由徐勤任校长，但梁启超实际负责该校的一切大政方针。到1923年学校因为地震倒塌为止，“26年间，大同学校的经营权，一起是掌握在保皇党手中，为以后中国维新党的根据地”。从结果看，任公开办的这3所华侨学校，解决了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更为维新事业培养了人才，特别是从湖南时务学堂时便跟随他后又追到日本的林锡圭、李炳寰、秦力山、范濂源、蔡艮寅（后改名蔡锷）等11个学生，后来或献身于庚子起义，或投身于民主革命和中华民国的肇建维护。
1901年冬，以梁启超为主的维新党人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其资本来源是梁启超分两次到澳洲和北美向华侨招股共计14万元。印刷则依托冯镜如、冯紫珊两兄弟华商现成的印务事业网络，成为保皇会下属的跨国经营实业。经过总主编兼编务经营总负责人梁启超（还是主要作者跟骨干编辑）和后加入进来的何擎一的苦心经营，广智书局成为维新派新书出版阵地，出版图书四百余种，同样起到了介绍西学、开启民智的作用。但招股所得真正用于广智书局的资金很少，“广智书局用于员工薪金、机器、铅活字、纸张的总投入只有不到六万元，实际派息水平在16%到27%之间”。这是因为广智书局跟《清议报》《新民丛报》一样，是保皇会事业的执行机构，除每年给入股华侨分配股息外，还肩荷无偿支持“保救大清皇帝”的工作，如投入大笔资金支持针对荣禄、慈禧等后党的暗杀行动，如每月给烈士唐才常家属发放生活费等。由于股息压力，经营资金又常被挪用于保皇事业，经营不善，广智书局1915年停业。但梁启超主导的广智书局，却从始至终维持了其学术品位、编校水平和思想启蒙作用。畅销精品图书如《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新大陆游记》《饮冰室文集》等更是一版再版。
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与华侨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此后，康门弟子分赴南洋、欧美、日本等200多个城市活动，相继建立保皇会分会，号称“二百余埠成立分会，会员至百余万人，为中国未有之大政党”。
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受命前往檀香山筹办保皇会，并为自立军武装勤王筹款。檀香山有华人约2万人，是1894年孙中山初创兴中会的地方。行前，孙中山还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哥哥孙眉。他本打算小住一个月即赴美洲大陆筹款，结果被疫情所阻，在夏威夷呆了半年。梁启超以保皇、救国相号召，并通过加入三合会组织，成功让很多华人甚至一些兴中会成员都加入了保皇会。当地华侨虽然正逢“白贼劫火”之后，损失500余万，仍为保皇事业踊跃捐资。梁启超募得八九万元。7月他接到国内即将起义的函电，即改变赴美计划，由檀香山急速东归。但等他到达上海时，却收到了唐才常等被的消息。
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是维新党人的一件大事。唐才常、林圭等在日本时便与康、梁谋划起义之事，并得到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支持；回国后便在长江流域和两广一带联络会党。触发起义的背景一是“己亥建储”计划引起海内外共愤，二是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侵华。“己亥建储”计划引起梁启超的警觉，1900年3月21日他在《清议报》发表《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发出“今者皇上之命，悬于逆贼之手”的疾呼。同日发表的《复金山中华会馆》函，指出自己不怕清政府的悬赏通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并告诫海外同胞“即不爱皇，即不爱国，亦当爱身家，其忍听吕武操莽为我写卖奴契也？”指出当前保光绪即是保家国、防止中国被瓜分。海外保皇会及华侨对此也是反响强烈。早在1899年10月、11月，南洋华侨邱菽园林文庆等便“电请圣安，并请太后归政颐养”。据统计，海外保皇会共发动各地华侨发出一百六七十封反对电报，加上国内1 200多名官绅联合签名力争，“废立”计划被迫取消。阴谋破产，慈禧迁怒洋人，意图利用义和团运动排外，结果引发八国联军入侵。而远走南洋的康有为，认为这是推翻慈禧统治、维新派重新掌权甚至立国的一个机会，他“遍告各埠，电求各国政府，救上复位”，并在1900年7月发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7月26日，维新党人在上海发起“中国议会”，并设自立会，组织“勤王”自立军。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并定于8月9日在长江各地同时起兵。但先是秦力山在皖起事失败，接着8月22日唐才常等20多人在武昌被张之洞杀害。自立军起义遂告失败。
大量史料表明，庚子年的自立军起事，是一场资产阶级维新派打着“举皇上为总统”“改革国政”的旗帜，试图联络领导各派力量的武装夺权运动。沪、皖和两湖、两广甚至闽台（如丘逢甲、容闳曾赴南洋与康有为、邱菽园等密谋起事）等地的维新志士、反清会党、革命党力量，以及几大洲华侨华人都卷进来了。丁文江、赵丰田分析道：“当时几乎是全体总动员，规模很大。那时候南海先生驻新加坡主持一切，先生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并计划联络各事。当时保皇会总局在澳门，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日本方面有叶湘南、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等负责。而在国内从事实际运动方面则有唐才常、狄葆贤主持于沪、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粤。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若是没有七月二十七日的败露，这次运动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呢。”
运动前途不可限量，指的是维新派重回权力中心甚至在南方立国。但起义为何没有大举就骤然失败了呢？试从起义指挥架构不合理、康梁远离内地指挥失灵和海外筹款不足作分析。
1899年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中，有设立“总公司所”的条文：“一、立总公司所，择近内地通海外者为之。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公司所。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皆汇《知新报》《清议报》妥收,有报馆印章及总公司所印章、总理印章之收单为据。而《知新报》与香港接近，尤为办事之主。”另外，“1900年春，保皇会全面建制和调整机构，所定《保皇会草略章程》在总会之外，另立总局，‘设于香港、澳门，以便办事’”。
从上述文件看，康有为曾把港澳和日本横滨视为指挥跨国保皇组织的两大“总公司所”，办刊之外，还负责接收海外捐款。由于港澳总局更近内地，且是康有为亲创，所以在自立军起义事上更被委以重任。但“长住日本，地位适当，四方联络，居中策应”的梁启超，实乃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指挥任公即可指挥全体”，所以这次勤王起义的总负责人还是康有为跟梁启超，但执行机构是港澳总局特别澳门《知新报》那帮人。没想到港澳总局的人“不堪大任”且很不配合，由此造成了在檀香山殚精竭虑为起义筹款、擘画的梁启超的困惑和愤怒。
从梁启超的作为看，“计先生在留檀期间发给各地的信札逾数百件，而存有底稿的仅一百余件”。信件显示了梁启超创建保皇会和为自立军筹款情况，以及他对起义号召“举皇上为总统”的认识，更显示了其军事和外交谋略，同时也暴露了保皇会港澳总局人员的散漫不配合，以及内地无人才；当然，信件也暴露出他轻信他人、收集汇款不及时等问题。
既然康有为选澳门为“办事之主”，那么梁启超便希望澳门总局担起收发各路信件、汇款，居中联络指挥的职责。可现实是，他在檀半年，积极跟康有为、王镜如以及港澳总局、加拿大等同仁通信，汇报筹款情况，谋划起事细节，得到的配合极差。如3月13日（阴历二月十三日）致康有为的信就写道：“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由于“同门无人才”“愤悱不可任”，他请求回香港主持大局，但康有为不回应。
从相关信件看，梁启超对勤王的细节思考布置极详。例如4月12日（阴历三月十三日），就跟康有为讨论了起事前的七八个事项，针对是否先取粤、南海应亲入营统军、起事时机、借用菲律宾散勇、起事之初的外交问题、谋刺刘学询计划等，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建议。他更多次致信港澳总局、横滨同志和起义指挥唐才常、狄楚青等人，商议招募人才、在日本购运军械、在港澳开办铁器公司、起义军定名“自立”、会党统一采用“富有票”、把“灭洋”宗旨改为“自立”“救国”以避免引起列强干涉等细节。
梁启超回不了香港，只得请求康有为调徐勤、郑藻常回粤主事，整顿澳门总会，拿出切实领导勤王起义的方案。他还劝康放下门户之见，正视孙中山反满的正义性，例如指出孙中山武装反清，“其用心此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彼与皇上曾无恩义，而照各国人文明之公理例，驱逐满人，正我族之责也”；称赞兴中会成员邓从圣（即开平人邓荫南），“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他在给《知新报》同仁的信中也说“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另一方面，1900年4月28日，他致信孙中山，指出“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劝其稍作变通，“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但决意排满的孙中山对其来函也搁置不复。因此，“在保皇会中，他成了孤独的清醒者和一厢情愿的发纵指示者”。
起义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据冯自由说，是海外筹款不到位，屡次延期以至于败露。这次勤王经费全部仰仗海外华侨。赵春晨指出：“保皇会在海外总共募集到的捐款数约在40万左右，而实际到手的大概不出30万，其中除了直接拨给自立军起义用的10万有零外，其余有17万是用于两广勤王的开支。”自立军获得拨款额度只有10万元，且有部分不能按时到位。比如梁启超所募款就迟迟不能收齐。直到6月17日才报告港澳同人，将筹得款项寄港澳1.4万，寄日本1.6万，还准备再寄日本1.4万。“今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已掷孤注二万”，指试图到美国借贷大款被白人郝钦骗走2万本金。他4月28日给孙中山信中提到“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得千万左右，可大助内地诸豪”，就是这一个借款计划。7月初他还计划赴美，檀香山保皇会专为其美国行募捐，但新加坡和国内多封函电催他回国，于是他“决定交1.2万元赴美捐款直接用于国内起义”，于18日乘日本丸离檀，经日本回上海参加起义。
《梁启超年谱长编》总结说：“总计这次运动用了海外捐款三十余万，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先生独捐二十万，檀香山捐得八九万。其余便是美洲、澳洲和南洋各处分捐的。由于这些捐款是分配给各处的，并没有完全用在长江一带的军事方面。所以事后很有人指责用款的不明。”
用款不明，则跟港澳总局勤王款项收支混乱和康有为的起义指挥方案变来变去有关。以康有为当时急切举事的心态来看，他本人不可能去“拥资自肥”，只是人在海外，对于资金调度和亲临前线指挥两个关键事项都鞭长莫及，而不能亲临一线的结果就是局势多变导致他的指挥失灵。从康有为1900年发出的多封信件看出，他最早打算“从闽、粤发难”，后听从梁启超“先取粤”建议，把原“南关起兵”“道桂、湘窥鄂”，改成“注重于两粤及长江湘鄂”，但很快又改为“全力注西”，却又对取粤心存侥幸，令本来很有限的勤王资金更被分散乱用，结果是“今到实事，纷纷请械请饷，然计上海四万，广东更多，至今一事不办，绝无实力，皆散漫之故也……”所以起义的结局是早已注定。
武装勤王运动失败后，保皇运动和华侨捐款都陷入低潮，华侨颇有怨言。特别是“以屋抵押”、捐款20万的南洋富商邱菽园，登报声明与康党脱离关系。康梁虽用尽全力，却因组织涣散、经验不足和实力悬殊、捐款分配不合理等原因，出师未捷便失败了。自立军起义对梁启超最痛的打击，是好友唐才常被杀，及从时务学堂便追随他后来又跟到日本的11名学生一下子折损了6个。1920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说:“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
遭受沉重打击的梁启超从上海经香港转道南洋面见康有为，并于1900年10月7日，应悉尼保皇会长刘汝兴邀请，从槟榔屿出发，前往澳洲。梁启超在澳居住近半年，先后访问了西澳、南澳、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四州，不仅访问了各州首府，还应邀访问了弗里曼特尔、本迪戈、巴腊拉特等华侨较集中的城镇和工矿区。所到之处，发表演说，号召募捐，还促成了10个保皇会支部的建立。另据梁氏书信，他在澳洲实际募捐超过3 500磅，还有些许私人赠品。《东华新报》还多次报道梁氏访澳行踪，除受到保皇会欢迎外，还受到美利滨埠四邑会馆、及姑丈谭烈成、冈州会馆、“新宁、开平二邑”的热情“请宴”。另外他致信澳联邦总督吊唁英国女王逝世，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排斥。但同为四邑人的澳洲华人领袖梅光达，虽同情保皇事业，却并没有跟梁启超有直接接触，估计跟勤王运动失败也有关系。
梁启超访问澳洲墨尔本冈州会馆所写对联，至今仍为该会馆珍藏（本文作者注释）
1903年正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再应美洲保皇会之邀，从横滨往美洲游历。“先生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
梁启超居加拿大约两个月，期间正遇上温哥华保皇会总部于当年3月在温哥华、域多利（维多利亚）和纽威士绵士打（新威斯敏斯特）市举行选举。梁氏考察发现，加拿大保皇会共有12个支部，“定章凡会员皆有选举权，有权者六千余人，投票之数，不过千数。盖风气初开，未知公权之可贵……”他还参加了兴筑总会所的树基典礼。从4月以后，在叶恩、鲍炽等陪同下，他先后访问纽约、哈佛、波士顿、费城、纽柯连、圣路易、芝加哥、罗省技利、旧金山等20多个城市。通过宣传、演讲，激发华侨的爱国之情，筹款和发展保皇会组织都取得很大成绩。筹款方面，保皇会计划先集资中国银元120万，兴办商务公司。由于华侨踊跃认股，事情发展顺利。当年7月，梁写信给澳门同仁：“商会股份现东方各埠集得四十余万，将来美洲总可百万内外。”除以认股等方式集资，保皇会还通过吸纳华侨入会交纳“会费”来获得活动资金。保皇组织方面，原来没有保皇会的地方，如纽柯连、沙加缅度、非士那等地方都新建了保皇会。在非士那，华人约600余人，还没有成立保皇会，梁到此“演说一晚，会遂成”。有保皇会的地方，则大大扩张。到他1903年末离开美洲时，保皇会在美洲已建有11个总部、86家分会。其中，美国（含檀香山）就有7个总会，58个分会，俨然成了海外保皇势力中心。加拿大保皇会也得到迅速发展，“其分部总数在1904年即已达到36处，恰为梁氏在前一年统计的3倍”。
梁启超在美洲，受到盛况空前的欢迎。二月初六“船抵域多利，维新会同志李君福基等迎于码头者数十人……温哥华及二埠之同志叶君恩、刘君章轩、李君佑枢等，亦至域多利迎接”。四月十六日从满地可（即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抵达纽约时，“维新会同人迎于车站者数百，华人市皆罢工，观者如堵”。十月十二日，“乘‘中国皇后’号返亚洲，其日接到各市同志送行电报九十六通”。
梁启超在新大陆之游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移民、外交等问题都作了考察，发现美国民主大选制度各州互相竞争、不惜使用卑污手段的种种弊端，以及美国总统多非一流人才的现实，特别深入调研分析了海外华人社会，考察身处民主社会中的华人和华人社团，发现华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 “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认识到这样一些问题后，他的思想悄然转变，“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回到日本后即发出了“至于鄙人之排斥共和，则岂惟演说，此后方将著书昌言之”的启事。其后继续以启蒙教育国民为己任。他还在1905年秋冬间与清廷派出的立宪考察大员接触，为之起草了五大臣《考察各国报告》，试图通过统治集团上层改革，以不流血或少流血的代价，推动中国走上改革富强之路。
“乘桴岂是先生志，衍石应怜后死心”。梁启超海外流亡14年，以精卫填海之心，来团结海外华侨推动维新变法主张。其作为有三：
一是以日本为大本营，办报刊、学校、实业书局，成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启蒙和华侨教育、研究第一人。其1899年发表的《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商会议》《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三篇，可初见其对于扶助华侨事业方面的主张；其在考察海外社会基础上写成的《爱国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夏威夷游记》《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新大陆游记》《记华工禁约》《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论著，开启国家民族研究和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之先河，留下了许多一手侨情资料，更指出海外侨胞是重要的维新救国和海外拓殖力量。其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任公晚年的一部重要学术论著，标明他的眼光，已从早期狭隘的排满扶汉，转变为明白准确地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并从中华民族同化力和世界发展大势中认识思考民族的未来。另外，他教育华侨树立国家观念，倡导学习海洋国家民族性中的冒险进取精神，建议国家重视帮助华人开展海外拓殖事业等观点，对于今天怎样理解“一带一路”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具有极大启发意义。
二是创夏威夷保皇会并领导庚子勤王起义，为起义筹款近10万元。康、梁在海外策划发动的那场把日本、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华侨都卷进来的庚子勤王运动，虽功败垂成，却显示了维新党人团结海外华侨试图通过救“明主”、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其爱国之心值得肯定，事迹已载入青史。即使梁启超后来放弃暴力革命主张，仍牵头成立政闻社，多次不顾清廷追杀潜回国，带动立宪派“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一点一点瓦解封建王朝，对推翻清政府起到了“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的作用。
三是在海外华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皇会并兴办实业。任公曾为此远赴檀香山、新加坡、澳洲、北美洲等地进行发动，极大地历练增长了才干，成长为中西兼通、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家和实干家。无论是办报办刊搞出版，还是策划领导自立军起义和发动立改，任公都备极辛苦，失败多于成功，他却“几度闻鸡舞，摩挲祖逖鞭”，在失败中总结斗争经验，积累人脉关系，终于成为“在海外振臂一呼群山响应”把维新变法运动推向广深的政治人物。笔者所读到的澳洲《东华新报》保存的他向中西人士演说保皇救种、申张民权等主题鲜活的报道，以及华人社会领导权长期被保皇派华商把持，直到1908年孙中山前往澳洲、革命党势力才渗透进去并逐渐取代维新党的相关史料，都说明了梁氏当年在异域受到的欢迎和获得的成功。而海外保皇会又称保商会，以及1906年改名“帝国会”，都是康、梁顺应大势，力图把维新事业跟海外华商境遇、跟国家命运绑定，在晚清变局中有所作为的应对之策。
由于有了在海外积累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群众基础、营商才干，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才在1912年底结束流亡生涯回国报效。而当袁世凯复辟，他又再冒风险，以极大智勇，策动弟子蔡锷云南首义，并亲往前线指挥，擘画护国军财政，还安排弟子兼女婿周希哲（马来西亚华侨）赴南洋为义军向华侨募集军费，创造了以三千云南子弟兵对阵十万袁军、再造共和的神话。笔者始终认为，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目光长远，他是能进入世界一流哲人行列的中华民族先驱，更是侨乡江门的第一名人、第一名片。他的精神遗产，他的人格魅力，本文说不尽，还是用他晃荡于海上的《自励》诗来作结束语吧：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作者：李夕菲，五邑大学学报编辑部；吴捷，五邑大学侨乡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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