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抗美援朝战争还在接着来进行。今年国家财政概算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其他”里面包括的项目很多，如文教费用、行政开支和经济建设投资，等等。为什么这样确定呢？道理很明白，假如我们不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不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其次是稳定市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与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关系。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吓唬，票子就贬值，物价就波动，人民政府的声誉就不大好，人们就会怀疑，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容易被欺负，你抗美援朝能行吗？因此，物价稳定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我们是能够稳定市场的，因为我们有后备。我们的财政平衡是靠增产节约，不是靠发票子。今年还有不到九个月，如果战争照现在的情况打下去，打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市场稳定没问题。因为国防支出不可少，市场物价不可乱，所以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也就不能像去年七八月想象的那么多，今年大约只有相当干四万万美金这个数目字。假如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则这方面的投资可以多得多。现在的投资虽不算多，也不算太少。说不算多，是同将来的大规模建设相比。说不算太少，是同过去相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刚一年多，今年的投资超过历史上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三个时期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今年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水利、铁路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总之，国防开支，稳定市场，经济建设，都是重要的，但钱是有限的，钞票又不能滥发，所以钱的使用要妥善安排。如果次序排得不当，主次不分，就会犯错误。

  下面，我想向同志们报告一下今年财政经济工作的要点。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今年财政经济工作的要点，共有以下六项。

  为什么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所谓城乡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行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更有助于国家。这件事情从去年提出后，华北各省以及河南、浙江都开了会，河北各县也都开了会。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现在，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占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二千四百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二百四十亿斤粮食。去年公粮大概是二百二十亿斤，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等于交公粮的数量。土产推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我们要想办法使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

  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过去帝国主义为了收购土产，倾销洋货，在青岛、大连、上海、广州等地建设码头，建发电厂，修仓库，筑铁路，办银行。经过这些城市，利用商业资本，收购土产，推销洋货，这叫“中外交流”。这种交流，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被剥削的农业国。经过十二年的战争，中国政治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城乡交流关系基本上打乱了。如果不估计到这种情况，单去搞收支平衡，那么老百姓虽然也喊“万岁”，但因与他们的实际关系不大，就会喊得不起劲。中国现在有几万万农民，有几千万手工业者，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我们每件工作都要对他们有利益。假如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很好，但是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那就不好。”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推销土产，最重要的是运输。应该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通过这一些公司使所有的零担土产集中装卸。在目前条件下，运输应该充分的利用落后工具。中国汽车太少，而且大部是木炭车，单靠汽车运输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交流需要的。北方大车的总运量超过汽车的总运量，南方木船的总运量超过轮船的总运量，假使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当然这也不是说，不，要重视发展轮船、汽车、火车的运输。贵州人民吃盐很困难，省政府费了很大力量，用落后工具组织盐的运输，现在盐价已经跌了，这就是帮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交通部应该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把城乡物资交流搞好。我们该随时随地根据客观情况处理问题，现在我国汽车还不能自造，而且也没那么多的汽油供给。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有待于钢铁、机械、石油工业的发展，这可能是在五至十年以后的事。在最近数年内，仍应重视并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

  去年五月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我看，根本说来，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加上城乡交流，购买力必然会大幅度的提升，只是这一点，工业生产也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工业品过剩，而是工业品不足。我们要大幅度的提升工业品生产，以适应这种情况。所以推销土产，提高工业生产，使两方面能够平稳的交流，这是一件大事。

  十二年的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年，就做了很多工作，生产恢复很快，物价稳定了，城乡交流适当整顿了，铁路修复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再有两年平稳的交流，文章就好做了。所以我们把城乡交流放在第一位。

  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从前减少。从前水利没人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二十七亿斤，今后水灾应该也一定会比从前减少。前年水灾冲了一亿二千万亩，去年冲了七千万亩，如果再减到五千万亩，就等于增加一百亿斤粮食，约值五亿美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是增加经济作物面积。棉花、烟叶的种植培养面积要扩大。去年棉花收了一千四百二十万担，今年希望收二千一百万担。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以完全自给。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我们的棉花要自给并争取出口。

  粮食丰收以后，有些地方(东北、湖北、湖南、江西)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我想能适当地把一部分粮食生产转变到经济作物生产上去，同时能在靠近铁路的三亿农民中提倡积谷，如果每人积十七八斤，就是五十亿斤，贸易公司再控制五十亿斤，这一百亿斤粮食对我们国家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粮食是战略物资，我们大家常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粗食，什么杜鲁门、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需要国家供给，也可渡过。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很少。去年虽然实行了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市场，建立了贸易公司，办了合作社，但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的和人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

  去年我们讲财经统一，要收税，要借款、存款。借款、存款、缴税，都要到银行里去，不像过去那样，军队打到那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我们现在银行的干部，过去是背干粮袋的，当勤务员、警卫员。比如管金库的，我们就告诉他：“你就睡在那个钞票上边，不丢掉就行。”现在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财经工作很复杂，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了。

  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就告诉他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帐呢？这叫货物旅行，翻毛大衣应摆在天津、上海或北京去卖，但却拿到西安去。再如，天下雪了，发去的货物却是汗衫。私人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是依靠国家机构，按真正的经济原则来讲，统统要赔钱。

  在工业方面，一说办工厂，大家非常热心，但事先往往不设计。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区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有的地方开煤矿，上边的房子、机器都弄好了，但最后发现煤层很薄，只好停止开采。再如开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漏掉了。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一个地区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咱们不可以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一个地区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必须要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帐，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不是经济核算制，现在要改变。过去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经济核算，现在是开工厂，要反对供给制思想。我们针对着供给制的思想，提出一个经济核算制。有很多同志不习惯这一点，他们说：“你还不信任我吗？你把钱给我，我负责就行了!”他们不懂得，过去我们在农村中搞一个纺纱厂，搞一个兵工厂，那是小规模的，是小手工业的办法。现在是办大工厂，不学会经济核算不行。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啥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后。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苏联专家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才到东北去勘察。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讨论了三次。同志们，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小通，那就搞不成。

  这是说，集中统一的管理还要保持，但从一年的经验来看，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可以分一点工厂让地方上管一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去年的统一是必要的，不然这个财经仗就不好打。过去赤字很大，靠发票子。三月份来了一个统一，很有效果。我们的方针是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现在要分一点权给地方，这样做既无害于全局，又有利于地方。我们在二月开了一个会议，划分了三级财政制度，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省一级。省以下的县，到明年可再分一级。他们有他们的税收、支出，重要的税收归中央，比如盐税、关税等。这当然要有相当的预算。如果超额完成了，地方上就把超额的部分，分一部分给中央，地方上也留一部分，这样使地方有一个机动的余地。

  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能分管。将工厂分一部分给地方管，他们的临时费、特别费就不会用来买地毯、沙发，而把钱都用在工业上去了。这个办法好，是一个挤资金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挤干部，工业归他们管了，他们一看工业方面的干部太弱，就会派干部去。再一个就是挤领导的注意力，工业归他们管了，要向他们报告工作，他们看到这个地方有浪费，那里也不合理，也就注意了。地方工业发展了，反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这样做，大有好处。

  在贸易方而也要划分一下。中央可以规定统一的价格，但地方能按详细情况，在总的价格水平上作适当调整。我到汉口，同志提出湖北山地农民很苦，东西出不来，可在巴东开一个码头，轮船在那里停一下，对那里的人民有很大好处。这是应该做的。铁路运输和轮船运输，地方也可以有一定机动的权力。

  在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也可以作些调整。只要对全国的经济没有多大危害，税率能够更好的降低一点。小的局部的调整，无害于全国的收入，也无害于全国商品的流能，这样的调整应该有，并把这个权力让给地方。

  同志们，我们常常讲，有些经济工作人员眼光比较狭隘，只看到自己的部门，看不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作用。全国这样大，没有很多地方干部，公粮就收不上来。收税、冻结资金、调干部等等，不单单是那个地方的业务部门在做，其实就是县政府、县委、省政府、省委都在管，他们讲一句话，比业务人员讲几百句话力量都大。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依靠地方。这是全党的工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跌筋斗。总之，要上下同心协力，把经济工作搞好。

  毛主席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三年准备是指一九五O、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三年，十年建设在这三年之后进行。经这十年建设以后，中国经济面貌可以发生明显的变化，工业的比重会大大地增加。三年准备所剩不到二十一个月了，时间不长，而我们应该准备的事情多得很。土地改革、剿匪、反革命、抗美援朝这些工作，都是经济建设的准备。财经部门要计算一下财力，看到一九五三年我们能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还要估计到那时国际情况如何变化，我们国防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军事支出方面减少一点，增加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都不能仅从财经方面来考虑，要从全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来考虑。我们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啥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现在我们的水利只是防灾，水来了把堤修一修。今后搞水利，要既能防止水灾，又可灌溉，又利交通，又能发电。据专家估计，中国的水量还不够用。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建设发电广，等等，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好办了。发电机要先造小的，以后再造像小丰满电站那样大的。还要造飞机、坦克，建设大的汽车厂。每一个工厂都要计算好，要多少钱，每一笔钱怎么用，先办那个后办那个，都要报一个帐，准备迟了不行。造机器要定货，最快也得十八个月，甚至二三年，因此事先要有计划。老百姓要说明东西，也要摸清楚。如果我们只办重工业工厂，不办轻工业工厂，老百姓等着要东西，没有东西供给他们，他们就不满意。我们工业品增加的速度是很小的，过去中国农民没有用多少工业品，将来如果每家买一块玻璃，三亿八千万农民，七千万别八千万家，要七八千万块玻璃，这个玻璃厂就没有。现在说纸烟生产多了，全国年产二百万箱，农民是抽旱烟，如果都抽纸烟，那就不得了。要估计到，中国的轻工业，有很大的前途，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在轻工业中间，国营的比重是很小的，纱锭只占全国纱锭的百分之四十，私人的占百分之六十。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要看到，今后几年农民的购买力会大大地提高。现在工业品不够，就要注意发展，并且进行调查，看看老百姓需要啥东西。发展轻工业还要计划一下，国家占多少比重，私人占多少比重。公私两方面要同时发展，国家必须占一个相当的比重。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你有力量它就跟着你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比如去年我们手里有力量，煤油、粮食、纱布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掌握住了，私商就听指挥了。工业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不是要把资本家搞掉，他们也可以发展，但我们也要发展，而且我们要有更大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比重很大，我们比重很小。要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要多办工厂，生产许多民用品。

  我们还要在文化教育上投资。开一个工厂，就需要工程师、技师、工人、职员；各要多少，应有一定的比例。现在需要很多的熟练工人、职员，更需要技师。一般说一百个工人至少要有一个技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已逝去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才有十万多一点，每年毕业二万多人，可是各方面的需要很多。中学生一年只有四十万毕业的，党政军民机关都要，不够分。干部“赤字”很大。这两年教育经费很少，长此下去很难维持。熟练工人现在也不够用了。开个工厂，一定要有一些熟练工人，所以要进行训练。

  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要有地质勘查的组织，必须大体上知道金、银、铜、铁、锡在啥地方，现在这方面的准备材料还很少。解放前全国地质系毕业的只有二百多人，可是现在需要很多。中国没有勘察的地方多得很，以前有人说中国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没有加以勘察，将来勘察以后，就能发现许多矿藏。

  现在我们没什么精确的统计，都是靠估计。没有统计的时候，估计也是重要的。我们现在统计工作还没有开始，搞一个表还填不来。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

  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一大堆，背上压的东西很重，时间又很少，要紧张地工作，才能适应这个情况。这个准备工作，不仅中央要做，而且各地区也要做。

  目前这个队伍，一部分是老干部，一部分是新发展的，一部分是留用人员。总的说来，工厂较好，机关复杂。在留用人员中，虽然有一些人不好，还是要用，但必须加以整顿。我们的方针，主要是教育，其次才是清洗，两者结合起来。先着重教育，发现了好人，依靠这些好人把队伍整顿一下，把少数坏人清洗出去，这样做比较稳当。在时间上，估计今年还整不完。

  财经部门工作很忙，每天有很多公文、电报、会议，但是有一样很少，就是经验少。事情多，经验少，就容易忙乱，就不能很好思考问题，就容易出毛病，结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政府的事情很多，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一年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因此，经济工作干部可能会产生骄傲自大的情绪，必须针对这个思想予以教育，向他们指出：成绩是全党努力的结果，没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革命，把经济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土匪满地，你能收税？美帝国主义打进大门，工商业家能积极纳税？每个财经工作者，必须清楚这点。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离内行还很远。三年准备还有不到二十一个月，还有很多任务等着，不能疏忽，要时刻小心，谨慎从事。人们常常容易在胜利时因疏忽、骄傲而犯错误。这要向所有财经工作人员讲清楚，不讲清楚就会害了他们。

  从大局看来，财经部门的干部配备可以慢点，先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革命做好，再来也不迟。不怕外行，内行是外行变来的。因为从程度上、时间上来说，土地改革、剿匪等工作的重要性都不亚于财经工作。但是税务干部要保持，否则稳定市场就不可能。

  财经干部的教育工作，要由地方来做，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不在北京。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人民服务。要批评和克服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片面性和单纯技术观点，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把财经队伍整顿好了，对党有利。但这并不容易做好，没有全党努力是不行的。希望地方党组织帮助做好这件事。

  假使今年我们也可以再争取一个农业丰收，工业生产能适应农民的购买力，则城乡交流会比去年还要好，这样人民才会感到政府能够给他们办事，是人民很好的公仆。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允的，是拥护政府的。政府与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